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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橱窗里摆放着3张28寸大小的标准照，从左往右依次是、和周恩来，都用金色的相框镶嵌。

　　据照相馆的董事长孙秀珍回忆，几年前店里装修，她安排将这3张照片暂时收起来，以免落上尘土。没想到第二天就有外国记者打电话来问：“中国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

　　这个插曲让中国照相馆的新老员工惊讶不已。他们并没想过，一块普通课桌大小的橱窗，竟会成为见证中国社会变迁的风向标。

　　他们同样不会想到，摄影师傅们透过镜头所看到、所拍下的一幕幕，会将转瞬即逝的历史瞬间记录在照片上，翻开，一幅一幅，把许多已经快被忘记的故事勾活了。

　　在这间照相馆的拍照间里，他们努力拍出大人物们最完美的形象，然后精雕细琢，摆进照相馆外面的玻璃橱窗。

　　也难怪外国记者会大惊小怪，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橱窗里的照片每次更换，多半说明有什么历史事件又发生了。

　　单从表面上看，和附近充斥着国际奢侈品牌的东方新天地，以及拥有百年历史的五星级酒店北京饭店相比，这座小楼显得有点寒酸。入口处既没有身穿的，也没有巨幅的广告海报，甚至连个红地毯都没有铺。

　　尽管如此，这丝毫不影响无数名流走进这家照相馆。他们中，既有政界人物，如朱德、、，甚至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也有科学文化精英，如林巧稚、茅以升、周光召和马寅初等；甚至还有娱乐明星，如李连杰、郭兰英、孙国庆、董文华，以及不远万里来到北京的好莱坞巨星施瓦辛格。

　　这只是一长串名单中的很小一部分。“过去你所能够想象的，基本上所有名人都来过。”一位工作人员不无自豪地说。

　　他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照张相片。出人意料的是，这里并没有华丽的背景，通常只是一块绿色或者红色的天鹅绒幕布，也没有高昂的化妆品，有时候就一把塑料梳子和一瓶不知名品牌的发胶。

　　吸引他们的，只是那块名叫“中国照相”的中华老字号招牌。如今，常有路人驻足在招牌下面评论说：“看到没，这里专门给国家照相的”；或者猜测说：“这儿怎么也得是个局级单位吧！”

　　每每听到这样的“谣言”，中国照相馆的工会主席高里奇总会偷着乐。不过，他话锋一转说：“这也说明了我们的红色传统。”

　　这个红色传统，最早是在1956年开始的。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亲自到上海选定一家照相馆，迁到北京。当时，他所带队的动员小组，要求上海支援各类民用企业，包括理发店、洗染店和照相馆。本来，上海答应给3家中型照相馆，但私下溜达的彭市长发现了中国照相馆。在他的强力干预下，上海只能放手。

　　一位带队的副局长还说：“同志，首都的形象多么重要，首都人民多么需要支援，不要保守嘛！我这两天到处转了转，觉得中国照相馆不错，我看，就让它来支援首都建设吧！”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周恩来亲自选址。据说，是他拍板表示“放在王府井挺好，而且要放在王府井口上”。最终，中国照相馆落户于王府井大街南口，也就是如今东方新天地的所在地。后来几经搬迁，落在了王府井大街180号的位置。

　　这些陈年往事至今仍是中国照相馆许多员工津津乐道的话题。“我们可是根正苗红！”一位工作人员忍不住说。

　　不过，如果倒回到71年前，中国照相馆的橱窗里，摆放的是另一种不同风格的照片。照片里是一个美艳的女子，她或者穿着牡丹花图案的旗袍，或者一身戏装打扮，或者一袭白色的连衣裙。

　　当时，这个名叫陈云裳的香港影星，主演电影《木兰从军》正在上海热映。这是中国第一部古装战争史诗巨片。据说，当时在上海滩如果不知道陈云裳，就会被认为是乡巴佬。

　　这一营销手段大获成功。半年之内，陈云裳的剧照发行超过了5万张。每天都有许多人专门跑来静安寺路，照相馆橱窗里的海报。

　　这得益于老板吴建屏的商业眼光。他本来是上海另一家知名照相馆王开照相馆的学徒，后来凭借妻子的嫁妆开办了中国照相馆。1937年，这家员工不足10人的照相馆在上海静安寺路（后改为南京路）88号开张了。

　　如今86岁的徐松延是当年中国照相馆的学徒工。坐在自己的家中，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回忆说，吴老板管理非常严格，玻璃都要用酒精擦得“老亮老亮”。作为学徒，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元钱。

　　这时，吴建屏早已去世，老板娘何定仪又抓住了另外一个商机。她将在沪的日本同业的富士玻璃板和皱纹纸存货全部买下，等到参加亚洲战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陆续在上海登岸，又大赚一笔。据说，每天接待100多人，每人每份照片印6张，收费5美元。

　　不过，这段上海历史在这一年的5月29日宣告结束。这一天，中国照相馆所有的设备器材，以及骨干人员18人,全部迁至北京，性质也由改为国有。招牌改为“上海迁京中国照相馆”，前4个字放得比较小，直到“文化大”后才去掉。

　　“挂牌那一天，店里好多人都哭了。”徐松延颤颤巍巍地说。他是上海迁京的员工中，目前唯一的健在者。

　　1956年12月的一个周日，中国照相馆经理姚经才正在给一个军人拍照，周恩来带着秘书和警卫突然走了进来。

　　当时所有在座的顾客都很惊讶，那位军人赶快站起来敬礼，并希望总理先照。但周恩来依然耐心地表示要先来后到。

　　如今，在北京美术馆附近的一间40平方米的房间里，时间似乎在54年前停住了脚步。周恩来当年坐过的木质长椅就摆放在中央，为他拍摄的德国座机也放在一角，这个笨重的大家伙上面还蒙了块红布，旁边是颗黑色的小皮球，相当于快门的功能。

　　由于周恩来脸庞方正、两颊较宽，摄影师张孔嘉在脸部用光上，一方面突出右边脸颊的正面阳光，另一方面加深左边脸颊的侧影，以增强总理脸部肌肤的立体感，以达到目光炯炯有神，神情坚毅英俊的效果。

　　就连当年修版的机器也保存完好，粗细不同的铅笔按照顺序摆在上面。当时33岁的姚经才一共为总理拍摄了16张半身或全身相片。最终，周恩来挑选了其中一张底片，再委托中国照相馆修版。

　　同样身为底片修版高手的张孔嘉，负责为周的照片修版。据说，周恩来当天穿的本来是件浅色的衬衣，他专门修成了黑色的中山装。与此同时，他还负责把周恩来面部的一些老年斑除掉。

　　“要以真实为主，不可能把皱纹全给抹掉了。”姚建中解释说。他是姚经才的小儿子，如今担任中国照相馆丰台分店的店长。

　　他认为，促使周恩来选择中国照相馆的，应该是这里的技术水平，“当时北京的都特土，上海来的才洋气。”最终，这张几经周折的底片，被冲印成100张8寸照片，伴随了周恩来的亚非拉5国访问之旅。当时姚经才还特意冲洗了4张12寸的送给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还派人把这4张照片的钱送了过来。

　　及至周恩来1976年逝世，邓颖超表示，中国照相馆的这张标准照是丈夫生前最为满意的照片，并将此作为遗像照片。

　　如今，站在这间简陋的中国照相馆博物馆里，孙秀珍感叹说，“现在想想都不可能，一个国家的总理没打声招呼，就带上两个人来照相。”

　　相比之下，时任国家主席的出现在中国照相馆，声势就大得多。“到处都是戴白手套的。”亲历者高立中回忆说，“头天下午就来看一遍，还对摄影人员进行政审。”当天，他还以中员的身份，在店里负责巡视和安保。

　　时间是1963年的一天晚上10时半。穿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在王光美和一个新华社记者的陪同下，来照一张出访印度尼西亚的半身像。

　　当时照相馆里很多人都围在摄影室门口，王光美还幽默地说：“你们看我们照相，可还都没买门票啊！”

　　给姚经才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的半根中华烟。他清楚地记得，到了该照相的时候，把吸了一半的中华烟放在一边，照完后顺手又把烟装进烟嘴，重新吸了起来。

　　由于的脸庞相对窄些，张孔嘉在其面部增大了用光的比重，使其面庞显得饱满光洁，这样就能达到亲切柔和的效果。

　　可能是这两位的“带头”作用，朱德、彭德怀和等国家也相继到中国照相馆留影，一时令这家照相馆名声大振。

　　高立中还记得给拍照时的情景。当时，姚经才特意跑到人民大会堂去照，一共照了12张，可惜没有一张合适的，或者是头、身子不合适，或者是胳膊弯了、衣角卷了，最后只能修成一张照片，而且“谁也不敢说”。

　　唯一例外的是，他从来没有到中国照相馆拍过照。对此，高里奇解释说，这位最高并不喜欢照相。这是他通过各种传记文章得知的。如今摆放在橱窗里的那张毛主席照片，是中国照相馆根据其他老照片制作而成的。

　　为高级官员拍照的这些经历，也曾给姚经才带来不少麻烦，尤其是在“文化大”期间。据说，当来中国照相馆拍照时，摄影师已经轮不到这个“走资派”了。一名曾经主张将照片摆在橱窗的工作人员，也被要求写检查和挨批斗。

　　如今6686体育官网，姚经才已经去世。当问及家中是否还有老照片时，姚建中摇了摇头，“怎么会敢有呢？有了也都烧了，这可都是资产阶级的尾巴”。

　　一位工作人员回忆，当时中国照相馆的照相业务已经基本瘫痪，主要任务就是“连夜复印毛主席照片”，一套4张4寸大小的毛主席照片，售价大约5毛钱。

　　这一状况直到“文化大”结束后才转变。在中国照相馆工作48年的解黔云回忆，中国照相馆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为平反的报道，就率先在橱窗里恢复了的照片。

　　据说，这一举动让王光美极为感动。她说自己“哪儿也不去，就去中国照相馆”。直到逝世前病重，这位“中国最美的女人”每年都会来中国照相馆拍照。

　　这些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手中拿一束百合，或站在白色的柱子旁边，或依偎在丈夫身边的照片，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此前，新人们往往坐在灰色的墙壁前，一把椅子可能就是全部布景了。他们穿着绿色或者蓝色的衣服，连个裙子都很少穿，因为显得“不严肃”，手里还要拿着毛主席语录，正襟危坐地面对镜头。

　　姜昆和李文华的经典相声《如此照相》很能够反映当时照相的情景。其中一家照相馆有个特殊的规定，叫做“20个不照”，包括：“侧面相不照、逆光相不照、烫发不照、梳小辫子不照、带红领巾不照、穿舞蹈服装不照、穿花衣服不照、眼睛小一点儿不照、鼻子高一点儿不照……”

　　改革开放后，这套照相标准已经显得不合时宜。1980年前后，姚经才有机会到香港、等地走访，对那里的婚纱照印象深刻。回来以后，他找到一位从上海来的裁缝师傅做婚纱，并依照港台影楼海报做了竹林、柱子、围栏等背景，率先在北京拍起了婚纱照。

　　“有人担心这是犯错误，但我父亲很坚持。”姚建中回忆说。他在一间超过50平方米的摄影棚里接受采访，棚里摆满了追光灯，仅仅是布景就有两套。

　　这些耳目一新的婚纱照很受欢迎6686体育全站，有时候一天就要拍260套。一套包括一张双人全身照，一张双人半身照和每人一张半身照。即使是这样的4张黑白照片，也需要花费100多元，相当于普通人三四个月的工资。

　　“那时候我们的镜头记录的再也不是单调的黑白灰了，的确良开始流行了，先是白色的，蓝色的，后来就有了碎花的。女同志们也告别了清一色的裤装，也开始烫发了，裙子渐渐流行起来了。”在解黔云眼里，那是中国老百姓开始爱美的年代。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照相馆的橱窗里，除了身穿民族服装的漂亮姑娘，或者一身天蓝色海军服的军人，也会有身穿普通衣服的老百姓。

　　照相对大多数人而言，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高消费。中国照相馆的客户，也不再局限于高级干部或高级知识分子等群体。

　　“有时候，我会给农民工拍办理暂住证的照片。”解黔云说。这位高级摄像技师曾经给李素丽、张海迪、宋鱼水和侯宝林等诸多名人拍过照。

　　他还曾经给一位盲人拍照，对方只有一只眼的视力。通过精心修复，解黔云让照片上他的双眼都炯炯有神。这位盲人的老伴捧着照片，感动得哭了。

　　中国照相馆也不再是行业潮流的引导者。据说，今年高立中的孙女结婚，就没有选择中国照相馆拍婚纱照。

　　“在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儿花、常常吃窝头的年代，人们把照相当作一种迫不得已的任务，为了办理一些证件，不得不照相。”解黔云表示。

　　他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中国照相馆照张1寸黑白照片花费0．6~07元，2寸的定价1．05元。而当时在东单市场，5分钱就能买一堆蔫萝卜，上好的黄花鱼才0．25元／斤。

　　那时候还没有彩色照相，只有用手工上色的方法。不过，拥有一张上色的彩照，对于很多人还是奢望。价格要贵上好几倍，而且要一个多月才能拿到。拍一张这样的照片，“你就得考虑以后几个月怎么过”。

　　中国照相馆，除了人像摄影和婚纱摄影外，还开拓广告摄影业务。包括牡丹牌电视机的说明书、茅台酒的宣传册、甚至日本长乐牌香烟的广告，都出自中国照相馆之手。

　　据说，当时国外的摄影棚都有上百平方米大小，并且拥有上百盏灯。而中国照相馆只能在一间30平方米的车间里，用两三盏老旧的碘钨灯。

　　不仅如此，他们连个模特也找不到。有一次为一个头盔品牌做广告，他不得不找了一张日本摩托车的照片，上面有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女郎，几经周折才做成了这个广告。

　　除此之外，这个部门还负责给新近来到中国的外国企业拍照。这其中包括阿尔卡特、奔驰、日本航空公司，等等。

　　曾经高高在上的中国照相馆，也不得不放下架子，深入社区为普通人服务。1992年，由于王府井步行街改造，再加上港台影楼的冲击，中国照相馆的生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一天的营业收入只有几千元，还不够300多员工中午的盒饭钱。

　　“我们把那段时期称作‘八年抗战’，事实上，王府井大街也线岁的高级技师，一个月拿的薪水只有300~400元，他提出来辞职时说：“我不是不热爱中国照相，因为我要结婚，挣不到钱，这是现实问题。”

　　1997年，接近退休年龄的孙秀珍奉命领导中国照相馆。“我特别不想来，听说这里特别不好领导，接连换了4个领导。”她快人快语地说，“这里的人都给国家拍照，能够瞧得起你就不错了。”

　　1999年的国际老人年成为一个契机。起初，航天部的一位老干部来中国照相馆拍照后十分满意，就问解黔云能否到院里去给大家拍照，因为很多老专家想拍照片，却行动不便。

　　孙秀珍决定借此契机，打破传统坐店经营方式，派摄影小分队走出店门，走进社区，为老年人上门拍照。

　　这一步看似简单，却迈得并不容易。过去想在中国照相馆拍照，一般需要早上五六点钟排队。这家下属北京市东城区第一服务公司的单位每天只发200个号。

　　如今，师傅们不得不放下架子。有些师傅就认为上门找生意相当于要饭，但孙秀珍说，走出去“要饭”还有活的可能，待在家里就是没活路。

　　替老年人拍照的尝试为中国照相馆赢得了广泛的好评。航天部的领导说：“我们这里家家都挂着你们拍的照片，连春节拜年话题都是你们拍的照片。”许多当地的照相馆甚至冒充中国照相馆的摄影小分队。

　　有一次，外派小分队到天津提供上门拍照服务时，当地的一家媒体评价说，中国照相馆的师傅能放下架子从北京跑到天津来服务，天津照相馆的师傅们为什么不能走出去？

　　如今，中国照相馆，已经拥有6家分店。暗房也改为明室操作；数码摄影广泛替代了135胶片机；工艺流程上，过去的热裱，也改为“冷裱热压”，为的是节省电力和原材料。

　　只是现在，随着数码照片的流行，手工上色技术已经接近失传。徐松延忍不住拿出珍藏的上色照片，摸着上面用毛笔，蘸提纯后的植物和花朵的浆汁，一点一点描摹的色彩，遗憾地说：“这多漂亮！”

　　在前任经理高立中印象中，“文化大”前后反对，橱窗里摆放的是劳模陈永贵的照片。伍佩衔记得，在1995年春天的时候，他将这3张照片摆在了接待大厅的显著的位置。

　　据说，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还有人在照相馆门口冲着毛主席的照片下跪磕头。“还有人在那里讲年代有多好多好，旁边人给他鼓掌。”孙秀珍说。

　　另一方面，为拍照，已经不再容易了。在中国照相馆的走廊里，偶尔可以看到、王岐山、李铁映等人的照片，这些大多数都是解黔云凭借自己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在各种会议上借机拍摄的。

　　“中央办公厅有规定，现任不允许在外面拍照，也不允许照相馆把那些照片摆出来。”高里奇解释得有板有眼。

　　一位曾经给现任国家领导拍过照片的摄影师私下说，如今给领导拍照越来越难。一般都会提前好几天打招呼，各种摄影器材也封箱拉走了，然后当天把人拉到中南海等地，摄像师之间都不能见面，直到拍照的前一刻，两人分别把架子和灯放好，基本上也不会跟说上话。

　　据店员们回忆，周总理在亲自登门拍摄前曾关切询问姚经才：“你们从上海迁来北京，生活习惯不习惯？来后适应了就好了。要很好地为首都人民服务，为国际友人服务。”

　　拍照时见姚经才神情紧张，也安慰他说，“老姚同志，不要不好意思嘛。我在机场照相从来是听新闻记者的；到了照相馆，当然就得听你们摄影师的指挥喽！”

　　这些都存在于回忆之中，而他拍摄的伟人照片，也成为中国照相馆的标志。孙秀珍记得一次接受采访，有记者问，中国照相馆是否借此宣传自我，她忍不住反问道：“您觉得谁能发这个话，让我们现在不摆这些照片？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